中國醫藥研發進全球第二梯隊!賽諾菲、羅氏、禮來等掌門人有話說……

  • 很顯然,這些執掌著全球TOP20制藥企業的BOSS們,對于“中國+研發”兩個關鍵詞的興趣都頗為濃厚。聽聽賽諾菲、禮來、羅氏、百濟神州等藥企掌門人如何說?


“從對全球醫藥研發的貢獻程度來講,中國醫藥研發已經正式從全球醫藥創新第三梯隊跨進第二梯隊的陣營。”


在剛剛于北京舉辦的第二屆國際醫藥創新大會中,麥肯錫咨詢全球董事合伙人王錦在報告中如此表示。這場以“醫藥創新助力健康中國”為主題的大會,除了匯聚了一系列政府機構、行業組織、學者專家之外,更是吸引了包括六位全球首席執行官、四位全球副總裁、六位中國區總經理在內的全球頂級制藥大佬陣容。


而很顯然,這些執掌著全球TOP20制藥企業的BOSS們,對于“中國+研發”兩個關鍵詞的興趣都頗為濃厚。羅氏制藥中國總經理周虹直言,如今羅氏制藥總部對于中國的期望早已不再僅僅是在銷售方面增長,而是希望能夠在中國打造“第二個基因泰克”;賽諾菲的全球執行副總裁、普藥與新興市場全球負責人夏立維則顯得更獻詞懇切:我們不能靠單槍匹馬而獲得成功。對于賽諾菲來說,在中國與本土的合作成為一件愈發重要的事情;而禮來制藥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戴文睿對于中國本土新藥研發的期待,則是通過更多的合作從而實現“雙贏”。


但冷靜下來,中國進入全球醫藥研發第二梯隊的標志是什么?梯隊的躍升又代表了什么?中國醫藥研發真的“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嗎?事情好像也并非如此簡單。


1、跨越第二梯隊的背后


中國醫藥創新進入全球醫藥研發第二梯隊”。之所以得出如此結論,緣于麥肯錫長期以來對中國及全球醫藥研發的追蹤觀察。麥肯錫的觀點認為,判斷一個國家在醫藥研發領域的創新貢獻,最值得參考的只有兩個指標:一是上市研發前的產品數量占全球的比例,也即所謂的pipeline;二則是上市后的新藥數量占全球的比例。

 

而顯然,近兩年來中國醫藥研發力量在這兩方面的進步顯得令人矚目。根據麥肯錫的統計,醫藥研發梯隊的劃分是根據對全球醫藥研發的貢獻程度來進行的,例如第一梯隊一直是美國,從未變化,其一個國家為全球醫藥研發做出的貢獻就在50%左右。而第二梯隊則是那些貢獻率在5%-12%的國家,而第三梯隊則是貢獻了在1%-5%的國家。

 

2016年麥肯錫的報告顯示,2016年之前的中國無疑是處在第三梯隊。當年,中國在pipeline方面的貢獻為4.1%,新藥上市方面的貢獻則為2.5%;而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到2018年,這一數字已經分別躍升到了7.8%和4.6%。

 

而這意味著,盡管與美國相比還有顯著差距,但中國的醫藥研發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追趕上了日本與德國。以pipeline為例,2018年,日本的貢獻占比為6.9%,英國為7.4%,德國為4.9%,瑞士為6.2%,均小于中國的7.8%。

 

數字背后,一個顯著的趨勢,是近年來跨國藥企紛紛不斷加大在中國的研發中心投入,包括與本土公司就具體品種而展開的戰略合作,例如禮來與信達、禮來與和記黃埔的合作;也包括投入巨資的研發中心的不斷落成,例如2018年賽諾菲在蘇州設立的中國首個全球研究院,諾和諾德中國研發中心自2019年啟動的INNOVO項目。當然,受各種因素影響,一些在中國研發中心、研發管線、研發人員的裁撤,實則也會直接牽動每一家跨國公司總部的敏感神經。

 

而另外一個表現,則是一系列配套措施的逐漸完備,例如CRO/CDMO行業的快速發展。興業證券的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在CRO/CDMO產業方面快速增長,已經足以表明,中國正在成為全球新藥研發環節不可忽視的藥品研發力量。

 

表:全球、中國藥物研究開發生產(CRO+CMO)服務市場規模

來源:Frost&Sullivan,2017 、興業證券經濟與金融研究院整理

 


2、研發黃金時代?大佬們這樣看


“現在是我們研發團隊的黃金時代。”在會議中,諾和諾德中國副總裁、研發部負責任人張克洲坦言。面對羅氏制藥中國總經理周虹提出的問題,即在當下的環境里做研發是否會面臨壓力,張克洲笑稱,有壓力,但也有動力,并且動力應該能覆蓋壓力。


張克洲表示,隨著中國藥監體系和創新環境的優化,MNC在中國研發策略布局都在有所調整,“主要是以更開放的形式與本土企業初創型公司、研發機構進行全面的合作,從基礎研究到臨床試驗等。MNC在中國的研發機構無論是人員還是規模都在擴大,并且深入融入MNC的全球研發策略和體系中。中國的研發能力不僅對中國也對全球管線將作出很大貢獻。”


而在這背后,一方面是中國藥審不斷深化改革,加速了新藥臨床和上市獲批的效率和時間,從國家層面也在引導產業向創新轉型升級。另一方面,則是資本對于創新藥的大量涌入,研發人才的聚集,也為中國近年來新藥研發創造了更多優勢條件。


賽諾菲全球執行副總裁、普藥與新興市場全球負責人夏立維則認為,中國不再僅僅是參與到全球研發研發,也成為全球研發網絡的一部分。


禮來制藥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戴文睿在會議中表示,中國本土的新藥研發與國際企業進行研發合作是一種雙贏模式,禮來也希望通過這種全球同步開發的模式,盡量縮小中美時間差。他還表示,中國的創新同時也可以促進全球其他地區的新藥上市和發展。


在百濟神州中國區總經理兼公司總裁吳曉濱看來,隨著本土創新的崛起,創新藥企之間的競爭,無論是全球與本土或是本土間的企業,也成為中國的新藥創新能力快速發展的助推劑。并且創新的競爭不僅在于研發環節,已開始全方位鋪開。


當前可以看到的趨勢是,陸續推出的本土創新藥逐漸與跨國藥企形成市場競爭,例如PD-1抗癌藥,另外不管是在研發、生產、銷售各環節,都有人才從跨國企業向本土流動的趨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自從香港市場開了生物制藥板塊之后,投行的人也開始向創新公司流動了。”


對于中國創新的快速發展,基石藥業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江寧軍也體會到,中國新藥研發的決策效率較大型跨國企業更為快速。


3、中國新藥研發:真實需求在哪里?


顯然,中國的新藥研發能力以及對于跨國藥企在全球研發體系中的戰略地位,已在全球范圍越來越有話語權。但與此同時,中國的新藥創新的發展也面臨挑戰。

 

麥肯錫報告顯示,與歐美主要醫藥市場不同,在中國,中風、食道癌、胃癌、肝癌等疾病為高發疾病,這些病種對中國患者的危害遠高于歐美國家。

 

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副院長沈琳在會議中則一針見血地指出:“近三十年來,在中國每年新發40萬人群的食管癌,目前在國內沒有一個新藥出現;胃癌靶向新藥只有一個,肝癌藥只有一個,鼻咽癌目前還沒有。”

 

雖然全球各大公司投入到中國進行新藥的臨床研究,本土企業也在加速新藥研發,但沈琳認為:“目前這種研發基本上是一個比較滯后的,或者是轉移到中國的。中國抗癌協會臨床專業委員會曾對國內的Ⅰ期臨床試驗進行總結,在180個Ⅰ期臨床中,真正屬創新的不足10%,這些研究大多還是集中在國外的高發疾病,而針對中國的高發疾病,比如食管癌、肺癌、肝癌、鼻咽癌等大概占6%。針對中國患者需求的非常少。”

 

她表示,在針對中國患者新藥需要的研發上,希望不單純是藥企間的合作,很多了解需求的臨床醫生以及科學家能夠合作建立臨床前和臨床研究的合作平臺。

 

”我們經常講說為了滿足中國大量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但到底什么才是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未滿足到什么程度?”在會議中,江寧軍如此發問。江寧軍舉例道:“例如中國和美國,世界上最大的兩個腫瘤國家,但中國容易高發的疾病,在國外并不是主流,唯一交叉的可能只有肺癌,所以在研究上確實存在一定差距。所以在此前就會出現藥物長期進不來中國,或者進入之后可及性也解決不了的問題。”

 

王錦指出了中國醫藥創新的另一個問題:突破性和原始創新需要基礎研究的長期投入,但中國基礎研究的投入仍處于較低水平。

 

從研發投入上來看中國增長迅速,在各個國家研發總支出占GDP的對比中,中國由2005年的1.3%很快增長到2.1%,并且與其他國家差距在縮小;但從基礎研究在研發投入占比來看,中國在2005年占比為5.3%,但2016年反而下降為5.2%,雖然美國也有下降,但美國2016年占比達16.8%,日本為12.4%。

 

王錦分析,要保持中國醫藥創新的持久活力,真正提高醫藥創新的含金量,突破性、原創性,要深入思考三個問題:一、立足患者需求。中國巨大的患者人群是創新動力,也是中國研發的獨特優勢。二、本土藥企和跨國藥企加強合作的同時也有競爭,雙方應在生態系統的層面上繼續攜手合作,例如解決人才培養問題。三、激活創新源頭,除了藥企,參與研發的各方,包括大學、醫院、科研機構等,能夠繼續加深合作。

(本文選自E藥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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